武汉: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疫情爆发后“红会医院被抛进了风暴中心”

直到现在,“人生最恐怖”的那三天,范忠杰仿佛刚刚才经历过,那些画面让人感到窒息:门诊患者密密麻麻,哭的、吼的、下跪的、睡过道的、突然倒地的、救护车拉来还来不及救治的……蜂拥而来的患者和家属,让医院一度瘫痪。那是农历大年三十,直至晚上10点多,范忠杰才和同事捧起冰冷的盒饭,过了一个新年。

范忠杰所在的红十字会医院(以下简称“红会医院”)是距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综合医院,步行距离仅约1.5公里,比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还要近几百米路。而作为一家二级甲等医院,红会医院的医护人员总共才400多人,不足那些职工数千的三甲医院的十分之一。

1月22日,武汉市卫健委公布了最早的七家发热门诊定点医院,当中五家都是二级医院,红会医院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患者猛增,战斗瞬间升级到最激烈的阶段。

“每个医生都被病人围着,短兵相接,打得火光冲天。”范忠杰说,门诊开放首日接诊1400多人,最多是时候2400多,因为连日工作,加上不断有同事被感染隔离,当时疲惫和恐惧笼罩着医院。

作为呼吸内科主任、江汉区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范忠杰自12月17日接触第一个患者以来,便投身这场漫长的抗疫战争。他将家搬到医院附近,几乎24小时与病人在一起。

目前,红会医院感染的医护人员在100人左右,占比高达整个医护人员约四分之一,已经有一位医生倒在了岗位上。“战斗还没有结束,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早上7点起床,到医院食堂吃早餐,7点半开始进入病区,12点下班吃午饭,其他人休息,范忠杰还得回办公室继续处理病房以外的工作:看社区和隔离点传过来的病例报告,给出治疗方案或指导意见。

今年54岁的范忠杰从事呼吸内科临床工作已经33年了,汉口香港路上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红会医院是他“比家还熟悉的地方”。

红会医院是一家综合性二甲医院,距离汉口火车站2公里,离华南海鲜市场1.5公里。因为收费低、服务好,成为周围居民和商贩看病就诊的首选之地。

每年秋冬两季,范忠杰都会接触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流感病人,但他没想到自去年12月17日收治那位批发商起,红会医院进入了一场如此漫长的“战争”。

他记得那位病人发热、咳嗽、胸闷,CT检查肺部有磨玻璃影,在医院治疗10天左右,先转到同济医院,后又进入金银潭医院。

其间,医院又来了两位同样症状的病人,都来自华南海鲜市场,一位是小老板,一位是打工的。因为参加过2003年”非典“的救治工作,范忠杰对这三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格外敏感和警惕,他推测是病毒性肺炎,并向医院领导汇报。

范忠杰说,12月27日,领导将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江汉区疾控中心和江汉区卫健委,随后得到的消息和武汉很多医院一样,“可防可控”、“不要引起恐慌”,医院只好“内紧外松”,范忠杰叮嘱科室的医护人员做好防护,接触病人必须戴帽子和口罩,还要进行手部消毒。

12月底,发热病人越来越多,原本的呼吸科已经住不下,范忠杰不得不向院长反映情况。1月5日,医院决定将体检中心临时改造为呼吸二病区,增加30张床,但是两天病人就住满了。范忠杰再次反映情况,1月中旬,医院准备在10楼筹建呼吸三病区,改造过程中,医院接到指令开设发热门诊。

1月22日,武汉市卫健委公布了7家发热门诊定点医院(市汉口医院、市红会医院、市七医院、市四医院西院区、市九医院、市武昌医院、市五医院)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收治医院。

指定一批发热门诊定点医院,就意味着此前武汉另外几十家医院的发热门诊将开展预检分诊和一般发热患者的诊疗,而新冠病毒感染的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将集中过来。

范忠杰介绍,最早一批发热门诊定点医院中大多都是二级医院。而红会医院医护人员总共才400多人,不管是人员、物资还是管理,都难以短时间内应对突然暴涨的就诊人群。

1月22日,23日,24日,这三天被很多红会医院医护人员称为“最恐怖的三天”。患者和家属蜂拥而来,门诊的一楼二楼,人头密密麻麻,哭的、吼的、下跪的、睡过道的、突然倒地的、被救护车拉来没人管的……他们从医院一直排到马路上。

余丹是呼吸内科的护士,她原以为人手少,她们不休息,跑快一点,也能将住得满满当当的病房控制住,但是当她下楼到门诊密密麻麻的患者时,绝望了,走在其中她感到窒息,不断有病人拉住她,祈求、问话。

“现场根本没办法控制。”余丹说,一位患者排了三天队,住不了院,向她们冲来,对方大声的吼叫,她们也放开嗓子解释:不是不让住,是没有出院的,我们比大家还着急。还没解释完,医院门口有病人又哭起来,“求求你们收收我们,哪怕给个小凳子也行。”病床为什么这么少?余丹总是在想。

急诊科的关秀丽曾告诉媒体,那时候,在人群里每走一步,都有十个以上的人喊她,盯着她:“救我”。她不知道拿什么救,只能说“等一下”。这是她最不愿意说,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急诊科有个留观室,只有8张床;还有个抢救室,本是5张床,最多的时候摆了50张。还不够,就加椅子,医生不坐了,把椅子全给病人。最后连椅子都没了,病人就躺在站着看病的医生旁边。

范忠杰说,门诊开放首日接诊1400多人,最多是时候2400多,接诊量甚至达到同批医院的两倍。他分析红会医院之所以患者猛增有三个原因:一是靠近华南海鲜市场;二是医院服务好、收费低;三是承接从协和医院转来的病人。

范忠杰记得,有一天协和医院转了140多位患者过来,他们不仅是发热病人,而且本身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等待手术的、需要生小孩的、瘫痪在床的……医院病人一下就达到370多人,很多排队的病人就没办法住进来。余丹记得,有时候患者预约的病床超过100号,只有前面的患者出院,他们才能一个个进来。

那时候发热门诊和放射科24小时开放,呼吸内科派了两人去支援门诊,他们两人一上午就看了270个号,吃饭只能在规定的消毒时间进行。放射科一天要做六七百个患者的CT,最长的时间是医生连续工作24个小时。

余丹负责的病区在供氧的最末端,很多时候打开氧气筏,没氧,她每天不仅要亲自填报需要氧气的量,还经常打电话到器械科催,甚至到制氧中心等,确保每天都有足够的氧气给患者。

范忠杰说,24日之前因为物资缺乏,医护人员基本没有防护服,大多只是戴帽子、口罩和手套。他们从医院物资科领到一批N95口罩,已经算是最好的防护物资。

范忠杰把抗击疫情看成一场医院的保卫战。病毒不会因为物资紧缺停止进攻,“我们没办法只能短兵相接,全员顶上,保卫医院”。所有人,没有假期,24小时轮班。他把家搬到医院附近,只要危重病人抢救,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到场。余丹一直住在配药房旁边的休息间,随时协助和指导其它科室前来支援的护士工作。

不仅医护人员,很多家属也在行动,充当后勤部队。范忠杰的女儿得知医院物资短缺,在亲朋好友群和同事间筹款数万元,随后协调购买了护目镜、口罩等防护用品捐到红会医院、中心医院和协和医院。

因为临床工作经验相对丰富,范忠杰带领的20多个呼吸内科医护人员被分到各个病区,成为抗疫的主力军,他们经常开玩笑称呼吸科为“铁肺军团”。但是因为连日工作,加上不断有同事被感染隔离,当时疲惫和恐惧还是笼罩着整个医院。

“哪个不怕感染?哪个不怕死?”范忠杰坦言,当时如果没有援军,不到一个星期整个医院就会垮掉。

四川医疗队是在26日进入红会医院的。华西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护士长冯梅记得,刚进医院,医院很小,没有保安,没有保洁,电梯外的过道里堆满纸壳,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她联系对接科室的护士长,别人告诉她,护士长疑似感染,被隔离了。她找到代理护士长,对方告诉她,因为感染和倒夜班,现在只有两个护士,需要管理28个病人。

见着她们来,很多医护人员都哭了。“我们快撑不下去了。”有护士拉着冯梅的手说,不是她们不愿意清理,是真的忙不过来,而且连垃圾袋都没有了,最艰难的时候,她们上24小时的班,去食堂只有一个小馒头和稀饭。

“看到你们来就感觉有救了。”一位患者告诉冯梅,前几天看着医院的状况,他们以为自己被抛弃了。

当天晚上,冯梅就安排援助的医疗队帮忙上夜班,她告诉同事,“她们已经坚持很久了,我们要尽量跑快一点,让她们休息一下。”刚开始,因为医院没办法洗澡,冯梅和同事们每4-6小时出一次病房,赶到酒店洗一个澡,又回到医院,穿上防护服继续进病区工作。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院内交叉感染,医护人员30多人住院,30多人在隔离。医生办公室,护士长和病房相连,疑似患者、发热患者以及陪护家属混杂在一起,电梯虽然分医护人员通道和患者通道,但是全都挤在一起等着上下。

医院改造亟需进行。四川医疗队与红会医院讨论,并反馈给相关领导,最终决定医院1月27日、28日、29日停诊三天,甄别病人和改造病房,直到1月30日才再次开门。在冯梅看来,这次停诊不仅及时控制了院感,而且也让医护人员得到稍作休整的时间。

1月27日,华西医院接管红会医院13楼病区,因为涉及到不同单位,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华西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队长罗凤鸣借鉴华西医院的经验,将人员混编,推行医疗组长负责制,制定和规范了病人诊治流程。随后,他们又接管9楼的ICU病房,以及4楼的病区,形成一个科室三个病区。

当时,红会医院中心氧压过低、氧量不足影响病人救治效果,罗凤鸣又推行了新手段,用“传统高流量+面罩钢瓶供氧”或“无创呼吸机+鼻导管钢瓶供氧”的方式来提高患者氧合。

采访时,范忠杰一再强调四川医疗队救了红会医院的命,怕记者不相信,他又补充道,这不是说大话,也不是恭维。在他看来,援助湖北医疗队不仅提供的是人力技术上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增强信心。

目前红会医院感染的医护人员仍有约100人。范忠杰说,院长安排他,每天除了正常的工作外,还要去看望每个住院的医护人员。罗凤鸣也一样,只要一有空,就会去看那些病倒的医护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

此前,冯梅接管科室的护士长疑似感染被隔离,后来她的父母也先后住进红会医院。因为基础疾病众多,这位护士长的父亲经过全力抢救还是去世了。

冯梅记得,护士长父亲去世那天,罗凤鸣很难过,下班她们一行人走回酒店,几乎没有说一句话。“救不了自己同事的亲人,不仅是情感上难过,更有一种挫败感。”冯梅看得出,罗凤鸣现在每次看到护士长仍然感到愧疚。

护士长隔离结束回来上班后,冯梅经常让护士长去看看父母,但是每次她都是等下班,再过去陪父母。后来,父亲去世,护士长一天也没有休息,继续上班。

“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对家属来说太残忍了。”冯梅说,不仅没办法见面,很多连遗物都没办法留下。一位患者和老伴住在红会医院不同楼层,有一天患者的老伴去世了,患者请求冯梅让她上楼看看,但她只能狠心拒绝。为此她一直给患者解释,最后患者反而过来安慰她。

医院成为定点医院后不久,余丹在医院最好的朋友也被感染住院了,看着朋友每天发烧,肺部感染面积扩大,她很着急,但是每次去查房她还得装作若无其事,很多时候她出病房就哭了。

没想到1月30日,她又听说普外科同事肖俊病情严重,需要插管了。肖俊出生于1970年,在武汉市红会医院工作已有29年时间。

红星新闻了解到,1月26日,肖俊还在红会医院住院治疗,次日便转往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后因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8日18时13分去世。

“还是壮年之时,就这么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的当天,余丹和同事都难以言表,到目前为止,这是医院唯一一位去世的医生。但现在总共有上百位同事已经感染,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最近,罗凤鸣在做一个关于患者死亡情况的分析,每次打开电脑,看到那些熟悉的名字,他都会很难受。他想搞明白,怎么会在短时间内去世这么多人?

3月10日,红星新闻记者进入红会医院病房采访,范忠杰和罗凤鸣正在负责的病区查房,他们除了问患者的病情,还要听患者倾诉,给出建议和鼓励。

有一位患者因为老伴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近日一直焦虑消沉,范忠杰让助手登记,给患者安排心理援助;另外一位患者因为感觉病情变化,在罗凤鸣离开病房时,突然双手合十,大声对他说感谢,感谢。

查完房,范忠杰和罗凤鸣来到13楼病区,一起讨论重点病人的情况。当天,红会医院一位职工高热不退,他们两人先将患者资料调出来研究,又拿出CT片子进行分析,最后准备调整治疗方案。

罗凤鸣到武汉后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医院怕他累倒,特地安排冯梅督促和照顾。有一天,罗凤鸣的电话打不通,酒店房间没人,护士们把病区问了一遍还是没找到,最后发现他在医院办公室查看病人资料。

范忠杰自12月17日接触第一个患者以来,便投身这场漫长的抗疫战争。他将家搬到医院附近,几乎24小时与病人在一起。

“战斗还没结束,但是付出是有收获的。”范忠杰告诉红星新闻,目前红会医院门诊接诊的发热病人已经超过15000人,在医院出院的病人也超过1000,接诊人数和出院人数都比武汉很多医院高。

范忠杰说,从1月5日到现在已经接近70天,他每天都在期待疫情早点结束,可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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